用爱筑家乐融融——记省级文明家庭肖泽琴家庭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显示，2017年农业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20%，主要包括畜牧业生产排放和农牧业扩张造成的土地利用方式变化。
特征事实七：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税收越来越难。其次，几轮金融危机不仅没有使富人破产，反而使富人收入更高，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对于美国收入分配是一个全面错配的过程，在全面干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过程中，量化宽松带来的大量钞票都流入到了富人口袋中去。
针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理出新思路，未来十五年应当借鉴过去四十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新规律、新理论思考、新实践举措，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从发达国家来看，20世纪初，西欧和美国前1%高收入群体合计收入占据全部居民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0%和16%，进入7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0%因此，很有必要探讨和澄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不能仅因为数字化平台公司市场份额较大，就将其归为反垄断对象。如不存在这类问题，则不应随意用垄断帽子来扣到竞争对手头上。至于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是指依靠行政权力或法律规定维持的排斥竞争者的专享局面，除在某些特许经营（如有期限的技术专利保护，以及若干种PPP模式）领域之外，这种行政和法规造成的垄断，不论是独家方式，还是多家方式，都是违背市场经济的要素流动和竞争规律而会带来低效与腐败等不良问题的，也应成为反垄断的对象。
但自从蚂蚁金服暂停上市到此次行政处罚措施出台，却在舆论场上、市场环境中，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一味简单地抨击企业之大、市场份额之高，却未抓住真正应当反对的不当垄断问题的实质，特别是无视新经济头部企业寡头垄断直观表象下便捷联通供需、降低交易费用的经济价值，及其引出的带动草根层面、欠发达区域创业创新活动的社会价值。实际上，政府都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持审慎态度，因为按照老经验遏制头部企业的经营甚至加以拆分，显然不利于信息时代流量为王的创新过程和规模经济正面效应的充分发挥——美国管理部门对坊间指责的微软、亚马逊的垄断问题并未照搬过去的办法。这两项法案给大型互联网公司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比GDPR产生的更大。
但在财富方面，互联网公司的经济效应则转向了负面，即互联网公司大大加速了社会的财富分配速度。在不干预政策下，互联网产业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可以描述互联网领域的竞争。历史地看，人类社会花了很长时间为工业化时代确立了一套监管体系。在经济形态方面，互联网的影响是显见的。
经济学家熊彼特解释资本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创造性破坏，用到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就政府政策来说，这个状态直到今天仍然在延续。
华为是中国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关键技术依赖进口。一方面，由于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问诊等商业形态的出现，传统上处于劣势的一些社会群体（如居住在偏远农村的居民）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得到一定改善，但另一方面，因为财富和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网络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等级性，越来越不平等。在确立监管体系方面，中国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考量。但鉴于大型互联网公司尤其是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美国已经开始积极立法，试图对大型互联网公司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美国曾陆续颁布超过130项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被认为是拥有互联网法律最多和最重视互联网管理的国家之一。
在社会层面，互联网把传统基于工业化之上的等级社会迅速转变为扁平的网络社会。在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之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在现有的产业中，几乎没有一个产业与互联网没有关联。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概括地说，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基本上取决于两大要素，即中美竞争国际大环境和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治理制度，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
不过，和美国相比，中国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不过，在思考反垄断的时候，更需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即中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实际上，如果中美陷入美苏那样的冷战，而美国不顾一切围堵中国，和中国搞科技脱钩，那么就有可能瘫痪中国互联网。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对中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来说，还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是以前所有技术进步都不能比拟的。美西方不仅垄断了大多数互联网技术，而且也是标准的制定者。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因此，在美国的围堵下，华为今天面临巨大的困难。在政治层面，互联网促成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基于一人一票之上的政治平等，即人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某种形式和程度的政治参与，但同时也正因为互联网有效扩展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从而导致民粹主义泛滥，政治参与过度甚至畸形，传统政党政治处于解体过程之中。
早期，各国政府基本上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最低限度的不干预政策和最高程度的支持性政策。一旦脱钩，中国互联网即使生存下来了，也很有可能变成内联网。
作为一种新技术，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因为如前面所说，其他发达经济体包括欧洲和日本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互联网公司。
在第一个层面，互联网有效推动着全球化，促成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地方价值的冲突，认同政治因此泛滥起来。因此，对中国来说，发展还是硬道理，监管体系不仅需要考虑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更需要考虑生存发展问题。
人们总是说，这个世界上互联网只有中美两家。正因为如此，美国一直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最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现在也是时候开始确立一套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监管体系了。精英主导的传统媒体在社交媒体面前纷纷败下阵来，人们不再相信精英，不再相信事实和真相，而后真相和后事实占据和主导了日常文化生活。
欧洲本身（也包括日本）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互联网公司，处于守势，因此其监管体系反映的是欧洲的防守型地位。超级全球化导致了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有效配置，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
人们意识到，所有这些变化不可避免，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接受这些变化，而在于如何使得这些变化可以管理和掌控，使得人类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重塑信息时代的秩序。新冠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受到重创，唯独互联网公司不仅没有受到负面的影响，反而加快崛起。
尽管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但这些公司基本上还属于技术应用类型，缺少原创性技术。一种新技术的产生对原有社会的影响往往是毁灭性的。
原因很简单，和美国相比，中国互联网公司面临全然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互联网公司的大多数原创性技术来自美国，中国是将美国技术进行应用或者改进。不管什么样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确立信息时代的监管体系。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表现为非理性，催生和加深着国家间的冲突。
如果说美国的互联网行业面临的是健康发展的问题，那么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则面临的是生存危机，因为互联网的大部分原创技术仍然来自美国，而中国互联网更多的是基于美国原创技术之上的应用。世界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以互联网企业为核心的高科技公司呈现快速发展甚至爆炸式发展的大趋势。
在第二个层面，如果认同政治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表现为民粹主义，那么民粹主义的外部表现就是民族主义。互联网几乎成为生产力或者生产效率的代名词。
对一个特定互联网公司的制约更多是来自其他公司，而非来自政府。社交媒体也导致了传统价值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碎片化和价值的虚无。
